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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1页)

审讯室内,姜暮陷入了挣扎和恐惧的深渊中。

她呼吸急促,浑身发抖,头晕恶心。

眼前颠倒的世界快速旋转着,她感到大脑神经被掀起,无法承受的痛感滚碾过四肢百骸,她揪着喉咙,呼吸越发急剧而困难,嗡鸣的耳膜继而拉起冗长而尖锐的警报声,她渐渐地无法听到声音,她只听见“嘭”的一声,椅子倒下。

“姜暮,姜暮?”有人奔过来,在叫她,但叫她的声音渐渐变小。

姜暮闭上眼睛前的那一刻,整个世界是一片黑暗的。

“快,叫救护车。”安茜出门喊。

谢东松开姜暮的手铐,抱起姜暮,大喊着跑出去,“叫老袁先过来急救。”

法医老袁从远处奔来,几个人围着姜暮往休息室跑。

安茜靠在门前,看着远去的人群,有些受不了,推门离开。

回到会议室,安茜看了看同事陈立荣后来的报告:

因为施暴者是被害者自己熟悉的人,所以生活中的交集会很多。施暴者往往会通过社交刻意与被害人建立信任,从而更加便于实施犯罪,比如邻里间出于热心而帮忙照顾孩子,比如利用同事朋友的身份等便利条件接触孩子,比如借助同学关系欢迎孩子来家里玩儿,等等。

这类犯罪之所以会肆无忌惮,是因为熟人作案报案率非常低,受害人往往因与罪犯存在某种身份关系,羞耻心使她们不愿报警,以至于被威胁,从而很容易形成长期的畸形关系,这就是熟人间作案的可怕之处。

安茜叹口气,“这类案例不少,被害人不但不愿意报警,有的被害人甚至不愿意向父母求助。”

陈立荣补充,“如果她的父母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爱和安全感的话。”

安茜道,“所以姜暮父母可能完全不知情,他们相信女儿只是跳舞导致撕裂。”

陈立荣道,“是姜暮有意掩盖了这件事,那时候的医生大概也没有往最坏处考虑问题。”

安茜道,“但实际上,大部分孩子都是被强迫,被威胁的。家长是孩子的依靠,是安全感的来源,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原因,孩子遇到困难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家长。如果连父母都不能求助,不能信任,那么她将会多绝望,她还那么年幼。”

陈立荣看着远处骑着自行车,背着农药,要去田地里给稻苗灌溉农药的老农,说,“这世界上所有的‘催熟’都是灭绝人性的、惨无人道的,包括生理和心理的催熟。

“一个女孩子过早地懂得了幸爱,体会了幸爱,她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美好的幻想就都被掐死了,她是否还向往父母的爱?她曾经所向往的父母之爱,是否也被无情地掐灭过?

“那是一场性的生理的稚嫩、心理的懵懂与人性绞刑架的正面交锋,任何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都会被剐得只剩一副骨架。”

尽管安茜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但真相却越来越向这个推断靠近,安茜把报告掷到桌上,“看来我们需要重新了解一下姜暮的成长经历,以及她和父母的关系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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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厨房里传来的水流声叫醒了姜暮。

姜暮坐起身,顺手挠了挠腋窝和脖颈的热痱子,痛痒感传至四肢百骸,连着小腿肚也痒了起来,低头看时,才发现自己腿肚上不知什么时候鼓出了几个杏梅大的蚊子包。

门外灶声轰隆隆,只听李雪梅扯着嗓子说,“这孩子,睡得可真够死性的,昨儿晚上下夜班,我敲了半小时的门她都没听见,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最后还是隔壁张主任叫人帮忙撬开了门锁。我进屋一看,这姑娘躺在床上睡得可稳当了,连衣服都不脱。”

客厅里,姜源站在鱼缸前端着搪瓷盆给鱼缸一盆盆换水,他指着两条翻着白肚皮的金鱼惋惜,“也不知道这鱼从什么时候起竟然烂尾巴了,咱们也没及时发现。”

“一个女孩子,睡得这么死,也不知道随谁。”李雪梅抱怨。

“还没死,换水后还是能再长出尾巴来的。”姜源悠然说。

两个人各说各的,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李雪梅有气无力地把锅盖合上,放弃了烙饼的想法,还是熬药要紧。

她打从市里回来就生了病,前后足足跑了几趟医院,又跑了几趟中药房,人家说她体内“生了火毒”,于是配了些草药在家里煎,煎了两天也不见成效,心里便焦躁起来,又不知从哪搞来一副坊间配方凉茶,在家早晚各煎一次,弄得家里哪哪都是她熬制的凉茶和中草药的味道。

可是病情仍然无好转,白天倍感精神不佳,她又要强,坚持上了几天夜班,人都熬透了,脾气性子都暴躁了起来,看谁都不顺眼,对姜暮的容忍度自然而然也下降了许多。

她把砂锅腾挪出来,扔在灶上,将一大包中药倒进去,锅里冒起一团褐色的药渣沉屑。

她见姜暮房间没动静,走进客厅喊了一嗓子,“这丫头片子,还不起床,等着我去请你吗?”

发泄完,又照了照镜子,镜子里呈现出一张憔悴的黄脸,脖子上和额头上红一块紫一块,她顺手又揪了揪脖子。

这不前一阵子,听了邻居说揪痧去火,她很相信。她开始只是把嗓子揪出了沙,脖子上搞得紫红一片,后来觉得头痛,又把额头揪出了沙,从上到下,皮肤青一片、白一片、紫一片,很吓人。

不止如此,整个人的精神也被她折腾得像塌了架子一样,脊椎骨堆在一起,干起活来肩膀和脖颈往前探,胸口窝着,情绪更加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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