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四处查探了一圈,整个房间里都没有人。此时卿言的疑心还是没有完全放下来。虽然没有人,可是这屋子的情况也太过蹊跷,且依旧不知道傲君去哪儿了。
于是她掏出手机,又给傲君打了个电话。那边还是接起来了,一样的没有任何声音。这次是那边先挂断了电话。
可就是这一点手机光亮,让她发现客厅的沙发和茶几之间好像蜷缩着趴了个人。
卿言很怕那是何傲君,于是赶忙叫她的名字,上前去扶。
结果那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大衣。
大衣被她拎起来的时候,上面还掉下来一样东西。卿言捡起来用手机一看,是一本记事本。卿言还刻意对着手机的光翻了翻,发现纸上空空如也,甚至连笔尖留下的痕迹都没有。
确定何傲君家确实没人之后,卿言就开着手机的手电筒,再一次检查了她的家里。何傲君这个人有点强迫症,家里东西通常摆得跟样板间一样。卿言看一圈下来,既没有发现打斗痕迹,也没有感觉被乱翻过。
只是那件大衣真的很奇怪,将大衣随手扔在沙发上,半截还贴在地上,这绝不是何傲君能干出来的事情。卿言当时也没想通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再次回拨了何傲君的电话。
“这次没有人接。”卿言陈述完毕后,沉默了一小会儿,才又继续说道:“后来的事情,你对照卷宗,大概能想像到了。”
何梦露点点头,她的胸口好像压了一块巨石,怎么也喘不过气来。
那卷宗被她翻的烂熟于心,所以她知道,卿言那晚播出的电话并不是何傲君的,是王赟才的人将卿言手机上何傲君的号码换成了某个一次性手机号,而在逮捕卿言后,又将号码换了回来。
那件大衣丢在沙发上的意义,就是让卿言在黑暗中误以为那是晕倒的何傲君,上前查看。因此她必然会注意到那个本子,必然会检查本子上有没有留言,于是必然会在本子上留下自己的指纹。
而那个本子,就是后来何傲君的“遗书”。
何梦露看过那张遗书,被保存在证据袋中的原件。
那确确实实是何傲君的笔记,上面一字一句地写着:“我何傲君,警号6100301,与李富强等黑社会分子勾结,长期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取利益。我之行为有愧于心,故死前留此绝笔。”
而人眼看不到的,是这张纸上只有两个人的指纹,一个是何傲君的,一个是卿言的。
何傲君死在自己的配枪下,枪上只有卿言与何傲君的指纹,而案发现场满是卿言的指纹、脚印和dna。
住在何傲君对面的目击者表示,何傲君家的灯是在十点左右亮的,此后就再也没关过,直到第二天早上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而电灯的开关上只有卿言与何傲君的指纹。
甚至,在事发当晚,民警抓住了两个李富强旧党的手下。经过审问,他们交代当时正授命去为一件命案进行善后工作。后来,两人承认自己本应清扫的现场就是何傲君的家。
于是卿言就成了那个、逼迫自己的搭档为自己顶罪的黑社会保护伞。只是恰巧老天开眼,先抓住了她的同伙,才让她的犯罪证据被保存了下来。而两人的停职通知这类证据,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完美的证据链,完美到甚至骗过了何梦露。
“可我不明白的是,王赟才明明可以悄无声息地杀了你们两个,根本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的一通不是吗?现在你还活着,对他来说岂不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吗?”
“他大概不会觉得我是多么大的隐患。”卿言回答说。
然而她知道真正的理由。
她曾在初次受到表彰的时候,就坦言王赟才的故事激励过她。
她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王赟才曾经作为警民一心活动的代表来过一次孤儿院。那时的他还很年轻,甚至比现在的卿言还小些。
卿言从来都希望自己的父母是英雄,而那是英雄第一次以活人的形态出现在她面前,而不再是电视上的一段段故事。
那时的她问王赟才:“我这样的人也能成为警察吗?”
她记得那时王赟才蹲下身与她平视,眼神诚挚一字一句地告诉她:“只要你发自内心的想帮助别人,就一定能成为警察的。”
卿言又问:“孤儿也可以吗?”
王赟才那时笑得很温柔:“我的父母去世得很早,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像你一样,一个人无依无靠。可这一切更能激起我去保护比我弱小的人,我也是因此才想当警察的。”
那句话曾经是多么激励卿言,现在回忆起来就有多么令她做呕。
她受表彰的那天,王赟才认真地听完了她的发言,眼神里闪烁的光让人看不清深意。不知道是真的认出了她就是当年孤儿院的小女孩还是怎样,总之他走上台前,郑重地同卿言握手,然后对她说,很荣幸自己的经历能够激励到下一代,以后未来还是要看这些年轻的同志。
后来他不止一次说过,卿言和年轻时的他太像了。
太像了,所以为了印证他现在所走的路,才要把从前的他毁掉。
不是杀死,而是从精神层面毁掉。将理想主义、将对正义的热忱、对公平的向往、对弱者的守护、对法律的敬畏彻底的毁掉。
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彻底毁掉卿言。
在她发现王赟才是黑警、甚至是黑社会最坚实的保护伞的那一刻,在她不得不在茍活与死之间抉择的那一刻——那一刻的王赟才,该有多么快活、多么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