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管理员和助手马上跑了出来,被看到的情形惊呆了,木然地站着。“上帝……我的天啦!”年龄稍小点的那个人和我一样大哭起来。她顾不得油漆,将我抱在怀里,“是谁干的?”
我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她俩将我送进病房,两个护士来帮我洗去头发上的油漆,给我上眼药水进行消毒,并将我安顿在医院的病床上休息。医院领导也对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这可能是个独立的事件,但出于对我的安全的考虑,他们不得不做出决定。
院长将我请进了办公室,对我讲了医院的决定。
“我们想先和你谈谈。”院长说,“我们很难过地告诉你这些,这对我们医院是个耻辱,我们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惭愧。”
“但是,鉴于出了这件事,鉴于目前的形势和医护人员的不良反应,我们感到你留在这里很不安全。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我们承担不起责任。出于对你的好意,我们不能再允许你留在这里。”
他说的对,他们无法承担假设再发生的事情。我可能会被油漆弄瞎双眼,也可能被油桶砸死,真是太危险了。”
我努力地控制,不让自己哭起来,默默地回宿舍收拾好简单的东西,离开了医院。护士们看着我,没有一个人跟我道别,只有院长站在窗户前,看着这我走出医院大门,并朝我挥了挥手。
打铜镇凶案
祸不单行,就在我失业后的第三天,在我居住的小旅馆里,突然来了一名陌生的客人。
给我行了一个军礼,接着递给我一个包裹,“陶君梅庵,因护佑国宝被日军发现,已为国捐躯,敬请节哀!”
来者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转身就走开了。
我打开包裹,是二十多封信,全是梅庵在不同时间写给我的——明知无法寄出还坚持写信。
一方面也能够看得出陶梅庵的处境是多么压抑,他没有人谈心可以释放压力,只能通过写信来释放压力。
另一方面,可以看得出,他对我的爱与依赖。
而我却背叛了他。我有一种不真实的的感觉,如在梦里一般,这就是一个梦,醒来后,什么都没发生。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度过那一个星期的,一直在房间里,不知不喝。
好心的店主发现我时,我只剩下呼吸的力气了。
在医院住了一星期,才活了过来。
醒来时,我突然听到临床的几个家属正在小声的交谈。
“你们听说了吗?打铜镇凶杀案?这什么世道哦,吓死个人。”
“是不是内脏被掏出的那个呀?好可怜哦!”
……
我漆黑的天空里,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梅庵的信里提到过一句话,“听闻重庆亦有连环凶杀,情与梅城类同,务必查清,以免他害,勿忘,勿忘。”
这个打铜镇的案子,听上去就与梅城的案子一模一样,梅庵果然没有骗我,他所说果然是实情呀。
我一定要找到杀手,以完成梅庵的托付,想到这儿,一下子又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这时已是五点钟,我买了一块三明治,然后登上汽车。
五点三十分,汽车开动,按时发往打铜镇——报纸上报道凶杀案的地方。
当车路过长江大桥时,我看着窗外,欣赏着美景。桥上的灯像串串跨过海湾的钻石一样闪着耀眼的光斑。道路平整,一尘不染,看不到在冷风中兜里揣着报纸急匆匆赶回自己房间、想快点睡到草垫上的人们。我上了车很快就睡着了,想象不出睡在一张真正的床或在厚厚的沙发垫上会是什么感觉。
那天夜里,在一家小旅店住下,时不时地会想起蒋浩然,但和以前不同的是,现在想起他,会怀有巨大的愧疚感,心里暗暗发誓永远都不会再见他,可是,越是这么想,越是会想起他。人就是这么奇怪的不可理喻的动物。
第二天,我去吃早餐,路上看见了一个电话亭,翻找着电话簿,当看到熟悉的名字时,激动得直发抖。我这样做错了吗?为了查清案子,这样做没有错,虽然不太诚实,但对她们一家也是无害的。
很快打通了电话,说要找她。我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接电话的人赶紧去找主人。
“喂?”电话里传来令人高兴的声音。
“王子文的母亲吗?”我拿着听筒的手抖了起来,尽可能让自己的话语正常。
“是我,我是,”口气平静,“您是哪里?”
“我是白君宜,就是那送王子文去医院的人。”
电话里出现了短暂的停顿,然后是一声惊呼。
“你在哪儿?”对方话轻中轻柔,但听不出她是高兴,还是仅仅是惊讶。
“我在这儿,就在打铜镇。”我迟疑了一下,但又鼓起了勇气,“我需要找份工作。”我的话语中流露出伤心,突然后悔不该打电话,但已经太晚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或你的父母、朋友……是否你需要个佣人,或清洁工……干什么都行,我可以照顾孩子或老人。”
“你有我的地址吗?”王子文母亲直言直语。我点点头。
“电话簿上有,是的,我知道。”
“为什么不马上就来,叫出租车来,我付车费。”
我走出电话亭,伸手招黄包车,但自己付了车费。我惊奇地发现王子文一家四口都在门外等着我。
“太感谢你了!”王子文的母亲感激地说,我穿的衣服不仅难看、过大,而且已经露出线头,样子过时。
“我跟母亲谈过了,她会给你份工作,不过和新闻报道可没关系,是厨房里需要人手。”她又低头看了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