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治医生关医生也来了,他看了我昨晚拍的ct,与急诊科医生的结论一致:“你这个情况,得住院重新做检查,看看是不是还存在有活跃的癌细胞。”
检查结果显示:我的肺部仍存在有癌细胞,并且有扩散的迹象。
尽管我妈试图向我隐瞒我癌症复发的事,但关医生仍旧毫不掩饰地将事实告诉了我。
得过癌症、接触过癌症患者的、或者有过相关知识的人都知道癌细胞扩散意味着什么。
我呆呆地看着ct,扭头问关医生:“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关医生摇摇头:“你还年轻,通过放疗化疗,是可以抑制住癌细胞发展的。”
就这样时隔一年,我又被安排进了肿瘤科病房。
“才潇洒了一年,我又进医院了,你说哥是不是特倒霉啊?”入院那天,我给欢儿发了短信。我真觉得自己够倒霉,我现在都搞不懂我怎么会得这种病,我又不抽烟。
碰巧她正在进行第四次化疗,安慰我说:“没事,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住的是三人病房,往门口的那铺住着个老烟枪,和我一样是肺癌,话特别多,我并不想理他,可他尤其喜欢抓着我说话;我住中间那铺,靠近厕所那铺是个年纪比我大的青年,戴着黑框眼镜,半天也憋不出一句话。我看了他床头的牌子,他叫做张曜,28岁,得的是直肠癌。
这次治疗关医生给我加大了剂量,还加了新的药,导致我反应强烈,上药第一天就上吐下泻,连喝水都吐。每次勉强喝了点粥,躺下不到五分钟又要吐,吐完了粥就是胃液,吐完了胃液就是胆汁。每天嘴里一阵苦味。
“我觉得我可能撑不下去了……”我给欢儿发短信,这几天的治疗就好像被人用麻绳圈住脖子,勒得我快要窒息了,“肺癌没把我弄死,化疗先把我弄趴了。”
“加油呀哥哥!”欢儿说着,还给我发了个可爱的表情包,我不知道的是,此时她受的苦并不比我少。
半个月后我的头发和眉毛掉得稀稀疏疏,所幸原本是寸头,看起来没那么明显。期间余小波和我的另外两个狗蛋室友来看我,几个人瞎聊了一会儿,聊到孙诗颖(我喜欢的女生),室友a说:“她最近好像交了男朋友。”
室友b说:“对,我看到有个男的经常和她出双入对,好像是经贸系的。”
余小波说:“我也看到了,那个男的就住我们楼上,好像是叫陈什么来着,大一的时候他们班还跟我们班打过篮球。”
我心里“咯噔”一下,虽有不甘,但细细一想,这些其实都与我没关系了。从我踏出校园,住进医院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不再拥有正常的人生。
我嘴硬道:“我妈给我找了个算命大师,说我要戒色,所以哥不打算谈恋爱了,哥要好好治病。”
林雪如
你听说过黄金13秒吗?大部分自杀是冲动型自杀,往往是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成为导火索,持续时间大约13秒。只要熬过了这13秒,你就会活下来。但抑郁症患者不是,他们不会冲动,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冲动的能力,死亡在他们脑海里演练了无数次,在我看来他们是有预谋的自杀。
割腕除了令我的左手留下一道难看的疤痕之外,什么用都没有。
我妈妈还是知道了我割腕的事,尽管我打算瞒着她。我从急诊室回家那天,她也出院了,是她自己要求提前出院的。我一回到家,她便冲上来抱住我,一边流眼泪,一边质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我没有说话,我的眼泪也在默默地流。我的左手还没拆线不能沾水,她就每天给我洗澡,我坐在凳子上,她给我洗头洗脸、用毛巾给我搓背。
“你瘦了。”她心疼地说,“在学校都没吃好吧?不是让你别省那点钱吗?”
我在家一直待到了元旦。元旦结束后,爸爸就急着送我回学校。去车站的路上,我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本来就跟爸爸无话可说,再加上我现在倍感抑郁,身上每个细胞都在抗拒回学校这件事,所以就算他对我说了什么,我也只能以“嗯”“啊”“哦”来回应,压根听不进耳。
他送我到车站门口,看着我打印了车票,又看着我过了安检。这些以往都是妈妈做的事。透过车站的落地玻璃窗,我看见他在外面打电话。
距离开车还有三十分钟,妈妈说过:不要把时间校得那么准,宁愿早点到车站等着,也不要急急忙忙最后赶不上车。
我找了个位置坐下,对面几个女孩说说笑笑的模样令我很是羡慕。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孤孤单单,我拿出我的耳机,低头玩起了俄罗斯方块。广播站终于提示列车即将到站。我抬起头,方才还坐在我们对面的几个女孩已经不见了,再一看,检票口排起了长龙,原来他们都冲去检票口排队等着检票了。
望着漫长的月台,那一刻我突然做出了决定:我没有往检票口走去,而是背起书包,径直往回走。
爸爸仍在外面不知道和谁通电话。看见我走出车站,他连忙收起手机,揪着我的衣服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你不去坐车了?”
“爸爸。”我双手抓紧了书包的肩带,鼓足所有勇气对他说:“我不想回学校。”
爸爸皱皱眉,脸上满是不解:“为什么?”
我不敢看他的脸,我的两只耳朵还戴着耳机,里面没有播放音乐。我头低低的,像做错了事的孩子,声音也很懦弱:“我觉得很难受,医生也说我得了抑郁症,回学校只会让我更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