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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昭公二十年（第2页）

六月三十日，卫灵公回到了帝丘，与北宫喜在彭水岸边盟誓。七月初一日，再和国人盟誓。八月二十五日，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鲂逃奔晋国。闰八月十二日，杀死公子朝的情妇宣姜。为了表示感谢，卫灵公赐北宫喜谥号为贞子，赐给析朱谥号为成子，而且将齐氏的墓地给了他们。当然，这是后话。

卫灵公向齐国报告卫国已经安定，同时表扬公孙青有礼。齐景公将要饮酒，将酒赏赐给臣子们，说：“这是诸位教导得好。”大夫苑何忌不接受赏赐，说：“享受了对公孙青的赏赐，必然也要接受对他的责罚。《康诰》上说，父子兄弟，有罪互不相干，何况在群臣之间？下臣岂敢贪图国君的赏赐以违反先王的教导？”

鲁国人琴张（一说为孔子的学生子张）听说宗鲁之死，打算去吊唁。孔子却以为：齐豹之所以成为叛臣，公孟絷之所以被杀，都与宗鲁有关，为什么还要去吊唁他呢？君子不食奸人的俸禄（宗鲁明知公孟絷是个坏人还侍奉他），不接受使国家动乱的事情（宗鲁知道齐豹要作乱而不制止），不因为利益而受邪恶的腐蚀，不以邪恶待人，不掩藏不义的事情，不做非礼的事。

宋华、向之乱，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宜、向郑、楚建、甲出奔郑。其徒与华氏战于鬼阎，败子城。子城适晋。

华亥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公子者而后食。公与夫人每日必适华氏，食公子而后归。华亥患之，欲归公子。向宁曰：“唯不信，故质其子。若又归之，死无日矣。”公请于华费遂，将攻华氏。对曰：“臣不敢爱死，无乃求去忧而滋长乎？臣是以惧，敢不听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冬十月，公杀华、向之质而攻之。戊辰，华、向奔陈，华登奔吴。向宁欲杀大子。华亥曰：“干君而出，又杀其子，其谁纳我？且归之有庸。”使少司寇以归，曰：“子之齿长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为质，必免。”公子既入，华将自门行。公遽见之，执其手曰：“余知而无罪也，入，复而所。”

宋国华氏、向氏作乱的时候，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宜、向郑、楚建、甲逃奔郑国，他们的手下在鬼阎（地名）与华氏交战，公子城被打败，逃奔晋国。

老左写到这里，似乎有点混乱：公子城既然已经逃奔郑国，怎么又在鬼阎被打败呢？他到底是去了郑国还是晋国？抑或原文中的“公子城”与“子城”并非同一人？由于年代久远，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答案了，暂且按下不提。

前面说到，华氏与宋元公交换人质，将宋元公的三位公子（其中还包括世子）扣留在家里。华亥与他老婆每天都要盥洗干净，侍候三位公子吃完饭，然后自己才吃饭。宋元公和夫人也每天都到华府探访，等到公子们吃完饭才回宫。这哪里是扣留了三位人质，简直是请了三尊神到家里来供着！时间一长，华亥受不了了，想把公子们放回去。向宁说：“正是因为国君不守信义，所以要拿他的儿子当人质。如果又放回去，死期很快就到了。”

向宁说得对，宋元公就是不讲信用，他已经决定要向华氏发动进攻。但是，兵权掌握在大司马华费遂手里，华费遂也是华氏族人。而且，华费遂的儿子华登正是华亥、向宁的同伙。宋元公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向华费遂请求攻打华氏。华费遂说：“下臣不敢爱惜生命，但是这样做难道不是想摆脱忧虑进而增加烦恼吗？我担心的是这个，岂敢不听命令？”意思是，我不敢徇私情，你要我打，我就打，但是恐怕会害了三位公子的性命，更添烦恼。宋元公说：“孩子们死生有命，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这就是不顾人质的安全，要决一死战了。十月，宋元公杀了华、向两家的人质，发动进攻。十三日，华亥、向宁逃奔陈国，华登逃奔吴国。

逃亡途中，向宁想杀掉世子栾。华亥说：“因为冒犯了国君而出逃，又杀掉他的儿子，谁会接纳我们？而且放他们回去也是一件功劳。”于是命少司寇华（华亥的庶兄）将三位公子送回去，说：“您年纪大了，不能跟着我们再去侍奉别人，用三位公子作为自己没有叛国的证明，必定可以免罪。”华把三位公子送回公宫，正准备从宫门出来，宋元公急急忙忙出来见他，拉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没有罪，进来吧，恢复你的官职。”

齐侯疥，遂，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于鬼神。”公曰：“然则若之何？”对曰：“不可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

齐景公得了疥疮，又患了疟疾，一年都没有好，诸侯派来探病的使者齐聚临淄。大夫梁丘据（字子犹）和裔款对齐景公说：“我们侍奉鬼神，奉献的祭品很丰厚，比祭祀先君的还多。现在您病得这么重，让诸侯操心，这是祝官和史官的罪过。诸侯们不知道内情，还以为我们对鬼神不敬，您何不杀了祝固、史来辞谢宾客？”齐景公以为然，将这事告诉晏婴。晏婴说：“当年在宋国结盟，屈建向赵武打听士会的德行，赵武说：‘他老人家将家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晋国说话，总是真情流露而无私心。他的祝官、史官祭祀鬼神，陈述实情而心无愧疚，所以他的祝官、史官也对鬼神无所祈求。’屈建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康王。楚康王说：‘神和人都没有怨恨，他能够辅佐五代国君、领袖诸侯也是应该的。’”

晏婴的意思，祭祀鬼神只是表示尊重，心中无鬼则不必对鬼神有所祈求，说到底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关祝官、史官什么事？齐景公却没听明白，说：“梁丘据和裔款说寡人能够侍奉鬼神，所以想要诛杀祝官、史官，你却说这些事，是想告诉寡人什么？”晏婴便给齐景公上了一课。

如果是有德之君，国事和家事都不荒废，上下都没有怨言，言行举止不违背礼节，他的祝官、史官向神陈述实情而无愧于心，因此鬼神享用他的祭祀，国家受到鬼神的赐福，祝官和史官也与有荣焉。他们之所以蕃盛有福、健康长寿，是因为当了有诚信的国君的使者，他们的话对鬼神来说忠诚可信。他们如果恰好遇到荒淫的国君，国事和家事都偏颇邪恶，上下都怨声载道，言行举止有违于礼，放纵自己的私欲求得满足；住高台，临深池，鸣钟奏乐，歌舞升平；肆意耗费民力，掠夺百姓的积蓄，以成就他的非礼之举，丝毫不考虑后人该怎么办；暴虐放纵，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不担心批评，不害怕鬼神，天怒人怨而内心不肯悔改。他的祝官、史官如果对鬼神说实话，那就是揭露他的罪行了；如果掩盖事实，替他美言，那就是矫饰欺诈了。他们进退无据，真假难言，只好说些空话套话来求媚于鬼神。所以鬼神不享用这个国家的祭品，还降下祸难，祝官、史官也参与其中，难辞其咎。他们之所以夭亡、昏聩、孤苦、患病，是因为当了暴君的使者，他们的话欺诈侮辱了鬼神。

齐景公有点明白了，说：“既然这样，该怎么办才好？”满以为晏婴会给他开个药方，没想到矮子将手一摊：“没有办法了。”

当然不是真的没有办法，晏婴继续敲击齐景公，说：“山里的树木，衡鹿看守它；水里的芦苇，舟鲛看守它；草莽中的柴火，虞候看守它；海里的盐和蛤，祈望看守它（衡鹿、舟鲛、虞候、祈望俱为吏名）。偏远地方的乡巴佬，进城管理政事；靠近国都的关卡，横征暴敛；世袭的大夫，强买强卖。国家发布政令没有准则，征收赋税没有节制，宫室每天换着住，荒淫作乐从来都不缺。宫里受宠的奴婢在市场上肆意掠夺；朝中受宠的小臣，在偏远地方诈称上令。食色之欲求，不能满足就安个罪名。老百姓痛苦劳累，男男女女都在诅咒。祝祷当然有好处，诅咒也会有损害。聊地、摄地以东，姑地、尤地以西，齐国境内人口多得很。就算您的祝官、史官善于祝祷，岂能胜过亿兆人民的诅咒？您如果想要诛杀祝官、史官，只有先修养德行，然后才可以。”

说穿了，齐景公的病久治不愈，不是祝官、史官不会祈祷，而是诅咒他的人太多了。齐景公听了这样的话，竟然不生气，反而很高兴，让有关部门放宽政策，毁掉关卡，撤销禁令，减少税赋，免除百姓对国家的旧债。

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晏婴良药苦口，齐景公药到病除。到了这年的十二月，齐景公已经能够生龙活虎地去沛地打猎了。他兴冲冲地拿着弓召唤当地的虞人（掌管山林湖泽的官吏），虞人却不肯前来。这还了得！齐景公派人逮捕了他。虞人辩解说：“从前我们的先君打猎的时候，用红旗召唤大夫，用弓召唤士人，用皮冠召唤虞人。下臣没有看到皮帽子，所以不敢上前。”齐景公一听，原来错在自己，于是释放了他。孔子就此评论：“守着道义不如守着官位。”意思是，国君召唤臣下，臣下当然要去，这是道义；但是如果召唤的方式和臣下的官位不对称，那就不应该去。君子也认为是这样。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古若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齐景公打猎回来，晏婴在遄台随侍，梁丘据驱车疾驰而至。齐景公感叹：“只有梁丘据与我‘和’啊！”晏婴说：“他也就是与您‘同’罢了，哪里称得上‘和’？”

原文中的“和”，可以翻译成和谐、和睦；“同”可以翻译成苟同、相同。但是无论如何翻译，都不能准确表达这两个字的真实含义，所以干脆不译了。

齐景公当时很惊奇，说：“和与同不是一个意思吗？”晏婴说：“不是。”便又给齐景公上了一课。

和就好比做肉羹，要用到水、火、醋、酱、盐、梅来烹制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师调味，使得五味适中，如果不够就加重，如果太过就减少。君子食用，心平气和。君臣之间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君认为可以做的事而其中有不可做的成分，臣下就指出它哪里不行而使得可行的事情更完善；国君认为不可以做的事而其中有可做的成分，臣下就指出它哪里可行而去掉不可行的。国家政事因此平和而不触犯原则，百姓没有争斗之心。所以《诗》上说：“也有调和的肉羹，已经告诫厨师把味道调得均匀。神明享用了无可指摘，上下也都没有争斗。”先王调和五味，调谐五声，是用来平心静气、成就政事的。声音也和味道一样，一气贯通，二体互成，三类配套，四物成器，五声俱全，六律齐备，七音变奏，八面来风，九歌欢畅，相辅相成。声音的清浊、大小、长短、急慢、悲喜、刚柔、快慢、高下、出入、疏密，互相调剂。君子听了，内心平静，德行和顺。所以《诗》上说“有德之音无所缺失”。现在梁丘据可不是这样。国君认为行的，他也认为行；国君认为不行的，他也认为不行。如同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想喝它？如同琴瑟只弹一个声音，谁想听它？“同”之不可为，就是这样。

晏婴讲的这段话，可以作为孔子那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注解。齐景公听了，大概也觉得很有道理吧。君臣饮酒，乐而忘忧。喝到兴头上，齐景公感叹：“假如人生自古能无死的话，那该有多开心啊！”晏婴回应：“人生自古能无死的话，那就只有古人开心了，哪里轮得到您？齐国这个地方，从前爽鸠氏开始在这里居住，后来季荝取代了他们，后来有逢伯陵又取代了季荝，再后来是蒲姑氏，然后才到咱们的先祖太公。如果自古人不死的话，那就是爽鸠氏开心了，恐怕不是您所希望的哦！”

后人苏轼亦有言：“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人生在世，开心度日，活在当下就好。想什么天长地久，只是徒添烦恼。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这一年，郑国的执政者子产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卧病之际，他对游吉说：“我死之后，您必定当政。只有有德之人能够用宽厚的政策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不如用严厉的政策。火猛烈，百姓看着都怕，躲得远远的，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懦弱，百姓就轻慢，喜欢戏水，所以很多人淹死在水里。所以，宽厚的政策是很难掌握的。”

子产认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取决于统治者本人的德行。为政以宽，则百姓活得轻松，没有压力，自然也不太在意规矩，往往违法犯罪了都不知道；为政以猛，则百姓活得战战兢兢，做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生怕触犯刑律。如果统治者的品德好，格局大，手段强，仁心仁术，老百姓上行下效，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国家是可以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如果统治者的道行不够深，能力不够强，思考问题不够全面，制定政策不够周全，也还是宽大为怀，企图无为而治的话，百姓就会不知道深浅，国家就容易陷入混乱。说穿了，子产不认为游吉有自己这样的人格魅力和执政能力，也无法在复杂的国内国外环境中表现得游刃有余。

子产这样说，游吉大概有些不服气吧。几个月之后，等到子产病逝，游吉果然执政，不忍心对百姓严厉而采取了宽政。结果，郑国出现了很多盗贼，他们聚集在萑苻之泽（类似于水泊梁山的地方），公然与官府对抗。游吉大为后悔，说：“早听他老人家的话，不至于这样。”于是组织步兵去萑苻之泽讨伐，将他们全部杀掉，国内的盗贼才有所收敛。

孔子就此评论：子产说得好啊！政策宽松则百姓轻慢，百姓轻慢就用严厉的手段来纠正。政策严厉则百姓遭罪，百姓遭罪就用宽松的手段来抚慰。用宽松调剂严厉，用严厉调剂宽松，政事因此而和谐。《诗》上说：“百姓已经很辛苦，差不多可以稍微安乐了；施惠给中原各国，用以安定四方。”说的就是用宽政来安抚百姓。《诗》上又说：“不要放纵随声附和的人，以约束不好的人；应当制止残暴掠夺者，他们并不害怕法律。”说的就是用严政来纠正百姓。“怀柔远近之人，用以安定我王的统治。”这是用和谐来平定天下。又说：“不急不慢，不刚不柔，施政从容，百福降临。”这便是和谐的极致了。

子产去世的时候，孔子哭泣流泪，说：“这个人的仁爱，颇得古人的遗风啊！”在春秋乱世之中，子产能够宽政爱民，还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可以说相当难得，也难怪孔子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