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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对黄裳散文的嘉许（第1页）

钱锺书对黄裳散文的嘉许

——兼谈当代作家的文化断裂问题

钱锺书中学时就读于教会学校，本科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修西洋文学，又曾留学英、法，对西方古典文化与现代文明都颇为谙熟，回国后长期居于华洋杂处之上海，得风气之先，对新文学、新文化都不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猫》以及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从语言上来说，文白结合，典雅活泼，堪称新文学中的经典。

颇为吊诡的是，钱锺书在学术上却以研究旧文学为主业，甚少触及新文学，即使偶有评论，也是语多讥讽，如在《谈上海人》一文中讽刺林语堂的“新幽默”不过是“降格的旧式幽默”（theoldhumorwritsmall）见钱锺书《谈上海人》（Aproposofthe“ShanghaiMan”），署名Ch’ieng-shu，刊于1934年11月1日出版的《中国评论周报》（TheaCritic），第1076—1077页。，在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所作书评中对其“遵命文学”观提出疑问见钱锺书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所作书评，收录于《钱锺书散文》，第84—85页。，又批评其散文有“骨董葛藤酸馅诸病”黄裳：《故人书简——钱锺书十五通》，收录于黄裳《故人书简》，海豚出版社，第163页。。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锺书是一个特殊的任何一个作家，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极少正面评价，他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作家，他在学生时代评价过同学曹葆华的诗歌，但也是否定为主”谢泳：《钱锺书与周氏兄弟》，《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钱锺书对其清华同学曹葆华的新诗集《落日颂》所作评论，可以说是钱锺书学术生涯中唯一一篇完整的新文学作品论。不过，钱锺书并非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作家，他对横跨现当代的散文名家黄裳（1919—2012，本名容鼎昌）就颇为嘉许。一钱锺书对黄裳散文的点评

黄裳与众多文化名人如梅兰芳、盖叫天、巴金、吴晗等相交甚笃，他与钱锺书也文缘早结。1950年春，钱锺书为黄裳写下“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妙联黄裳：《故人书简》，第173—174页。，分指黄裳觅得《痴婆子传》抄本及其爱慕黄宗英二逸事，传为文坛佳话。从黄裳保留的十五通钱锺书复函或来函可见，至迟自1948年起，两人就有书信往来，多是黄裳赠书索书，后者复之以长笺短札。钱氏信函皆以文言文写就，颇有旧文人酬酢之风，文笔或俏皮风趣，或精致典雅，堪称咳唾成珠。内容除自述近况、答问赠诗之外，每有盛赞黄裳散文艺术之语，比较重要的是如下几则：

比见《人民日报》及读书杂志中大作，均隽妙迥异凡响。忆蔬堂李翁晚岁识君，驰书相告，喜心翻倒，老辈爱才，亦佳话也。题目仰观俯拾，在在都是。所谓宇宙之大，蝇虱之微，……黄裳：《故人书简》，第160页。

报刊上每读高文，隽永如谏果苦茗，而穿穴载籍，俯拾即是，着手成春。东坡称退之所谓云锦裳也，黄裳云乎哉。黄裳：《故人书简》，第164页。

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有一篇跳出之感。兄虽考订之文，亦化堆垛为烟云。时贤小品，抒情写景，终作握拳透爪、戴石臼跳舞之态。瓯北诗云：“此事原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信然。黄裳：《故人书简》，第172—173页。信中的瓯北即清代史家、诗人赵翼，钱锺书所引诗句出自其《论诗》诗，意为写诗要有天赋，后天的努力并非决定因素。钱锺书引用这两句诗显然意有所指，因为黄裳是理科生出身，早年先后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与重庆交大，曾任美军译员，后为报人，既无文学学历，亦非职业作家，却成了散文大家。这和同为理工科出身的传奇小说家王小波颇为相似。王、黄二位本是外行，却成了内行中的高人，当然得有天赋。

顷奉《山川·人物·历史》（应为《山川·历史·人物》，香港三联出版，与内地版游记《花步集》全同——作者注），昔之仅窥豹斑龙爪者，今乃获睹全身。情挟骚心，笔开生面，解颐娱目，荡气回肠，兼而有之。黄裳：《故人书简》，第167页。

忽奉惠颁尊集新选（《榆下说书》——笔者按），展卷则既有新相知之乐，复有重遇故人之喜。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黄裳：《故人书简》，第163页。

以上评语，从题材、笔法、风格、师承等多个方面对黄裳散文做了金圣叹式的精短点评：题材上是“宇宙之大，蝇虱之微”，“俯拾即是”，也就是取材自由，随心所欲；笔法上是“情挟骚心，笔开生面”，也就是情致浪漫，笔法新奇；风格上是“隽永如谏果苦茗”，也就是文约意深，耐人寻味，谏果即橄榄；师承上是“深得苦茶庵法脉”，也就是深受周作人影响。钱锺书在上述评语中至少化用了两位现代文艺名家的观点，一是缪钺的唐宋诗之别说，一是林语堂的小品文选材说。缪钺比较唐宋诗之别说，“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缪钺：《论宋诗》，《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36页。，钱氏所谓“隽永如谏果”之说，显然是融合了欧阳修对梅尧臣古硬诗风的评价和缪钺对宋诗的评价。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说：“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人间世》1934年第1期。钱锺书所谓“宇宙之大，蝇虱之微”，显然是由此化出。小品文写作“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人间世》1934年第1期。，不受题材大小所拘，这和主张选取重大题材、积极介入现实的“题材决定论”大相径庭。钱锺书化用林语堂之说赞赏黄裳，表明他在创作上较倾向自由主义的“个人笔调”同上。。

对于“深得苦茶庵法脉”一说，黄裳自述说：

他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也自是一种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爱读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趋。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正说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相比之下，鲁迅晚年杂文中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却正是我衷心向往而无从追蹑的典范。黄裳：《故人书简》，第164页。

由此自述可见，钱锺书对黄裳师承的判断是可靠的，后者的确喜爱周作人的文字。不过，对于“苦茶庵法脉”究竟何指，为什么说黄裳的《榆下说书》“深得苦茶庵法脉”，钱锺书没有明言。据黄裳自述，《榆下说书》“大抵说的是与书有些关连的事情”黄裳：《榆下说书·后记》，三联书店，1998年第2版，第288页。。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是一部书话类文史随笔，抄引古书的篇幅比较多，但又蕴含着一份情致和机趣，耐品耐读，如嚼橄榄，如品苦茗，类似于自号“苦茶庵”的周作人的书斋随笔。所谓“深得苦茶庵法脉”，当是有见于此。钱氏的这一判断实际上已经道出当代文学中存在周作人传统这一事实，较之后来学者在当代文学的“鲁迅传统”“胡适传统”之外，另立“周作人传统”之说，早了近二十年。孙郁的《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一文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钱锺书的“苦茶庵法脉”说见于其收到黄裳所赠《榆下说书》（1982年初版）后的复信。

钱锺书又指出，黄裳虽师承周作人，却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所谓“骨董”，应是指琐碎繁杂；所谓“葛藤”，应是指牵扯不清；所谓“酸馅”，应为“酸馅气”之省称，系指出家人的俗气“酸馅”本义为“素馅”，此处系“酸馅气”省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说：“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明杨慎《升庵诗话·僧皎然》又有如下评语：“无酸馅气，佳甚。”。周作人的不少抄书之作，的确有琐碎繁杂、征引枝蔓的毛病。此外，周作人与佛教颇有渊源，在《五十自寿诗》中，他自称“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在《山中杂书》等散文中，他虽然大谈佛事、佛理，但又未臻超然自得之境，学佛而心不净，的确有些门外说佛的“酸馅气”，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文探讨，兹不赘。在钱锺书看来，黄裳的书话类散文比周作人抄书之作的高明之处在于，抄书而不为其所缚，既得周氏之长，又无周氏之短。这和钱锺书对黄裳的另一评语“兄虽考订之文，亦化堆垛为烟云”可对勘。其激赏黄裳散文的主因，也与此相关。二钱锺书激赏黄裳散文的主因

黄裳是著名的藏书家，熟谙文坛掌故，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他的散文中影响最大的是书话和游记，怀人与谈戏之作也颇可观。书话中每多考订之文，如《榆下说书》中的《古书的作伪》《关于陈端生二三事》等。游记方面，以散文集《金陵五记》最为知名。该书共分五辑，分别为“白门秋柳”“旅京随笔”“金陵杂记”“解放后看江南”“白下书简”，收录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七九年间五访南京所写下的有关南京的四十多篇散文，由金陵书画社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出版。黄裳将此书寄给钱锺书赏鉴。钱锺书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复函中所谓“承惠寄重印本记游旧集”黄裳：《故人书简》，第173页。，即指《金陵五记》。他对黄裳散文“化堆垛为烟云”的评价，应当包含着对这本游记的观感。所谓“化堆垛为烟云”，应是指诗文中隶事用典如水中着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钱锺书评论鲍照《舞鹤赋》中“众变繁姿，参差洊密，烟交雾凝，若无毛质”这一段描写说：“鹤舞乃至于使人见舞姿而不见鹤体，深抉造艺之窈眇，匪特描绘新切而已。体而悉寓于用，质而纯显为动，堆垛尽化为烟云，流易若无定模，固艺人向往之境也。”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第1312页。可见，“堆垛尽化为烟云”，类似于“鹤舞乃至于使人见舞姿而不见鹤体”，也类似于“舞人与舞态融合，观之莫辨彼此”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版，第1312页。，乃是钱锺书所赞赏的艺术胜境。

《金陵五记》中《秦淮拾梦记》一文中的以下片段，就颇能展现黄裳“化堆垛为烟云”的功力：

我就在这里紧张而又悠闲地生活过一段日子，也并没有什么不满足。特别是从《白下琐言》等书里发现，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小虹桥”，是南唐故宫遗址所在，什么澄心堂、瑶光殿都在这附近时，就更产生了一种虚幻的满足。这就是李后主曾经与大周后、小周后演出过多少恋爱悲喜剧的地方；也是他醉生梦死地写下许多流传至今的歌词的地方；他后来被樊若水所卖，被俘北去，仓皇辞庙、挥泪对宫娥之际，应当也曾在这座桥上走过。在我的记忆里，户部街西面的洪武路，也就是卢妃巷的南面有一条小河，河上是一座桥，河身只剩下一潭深黑色的淤泥，桥身下半也已埋在土里，桥背与街面几乎已经拉平。这座可怜的桥不知是否就是当年“小虹桥”的遗蜕。

三十年前的旧梦依然保留着昔日的温馨。这条小街曾经是很热闹的，每当华灯初上，街上就充满了熙攘的人声，还飘荡着过往的黄包车清脆的铃声，小吃店里的小笼包子正好开笼，咸水鸭肥白的躯体就挂在案头。一直到夜深，人声也不会完全萧寂。在夜半一点前后，工作结束放下电话时，还能听到街上叫卖夜宵云吞和卤煮鸡蛋的声音，这时我就走出去，从小贩手中换取一些温暖。……黄裳：《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第138页。

第一段文字，将历史时空与当下景物融为一体，南唐李后主缱绻贪欢、歌吟作乐、屈辱被俘的史实，不再是故纸堆中的冰冷记录，而是近在眼前的生活故事，隐约间似能听到李后主从小虹桥走过的步履声。第二段文字，描述民国时期南京户部街的市井生活，文笔舒展、生动，富有人情味，也极具立体感，读者的听觉、视觉、嗅觉均被调动起来，耳边是黄包车的铃声和叫卖夜宵的声音，眼前是咸水鸭的肥白躯体，鼻子里钻进了小笼包开笼后的香味。写活故实，融入当下，沧桑之感与生活实感因而水乳交融，这就是黄裳的本事，也是“化堆垛为烟云”的实质。黄裳自述《金陵五记》创作心路说，“在这个六朝古都，随时随地都会碰到古迹，大有逛古董铺的意味。历史并不都是木乃伊那样的事物，于新鲜的人事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访古也不只是雅人的行径，这是我在写这些随笔时的真实感受”蔡晓妮：《黄裳和他笔下的金陵旧梦》，《南京日报》，2012年9月11日，B4版。。这就意味着，黄裳是有意识地将新鲜人事融入他的访古游记，从而赋予历史以性灵，赋予古迹以生命。

《榆下说书》中《晚明的版画》一文中介绍明万历版《青楼韵语》的以下段落，则展现了作者“显质为动”、化古为新的笔力：

《韵语》的插图，由武林张梦征摹像，黄桂芳、黄端甫等刻成。“玉斝漫飞淮浦月，锦筝还趁郢人歌”是马湘兰的诗句。原题是“春日诸社丈过小园赏牡丹，各赋绝句见投，用韵和答四首”。画面所写，几乎与今天苏州园林中所见的光景无异。溪流、小桥、湖石、花树都是写实的，三位雅人对花、焚香、吃酒，一面入神地欣赏着“佳人”指上传出的琴声。小桥上一个跑着送来一盘石榴的小僮正和同伴在答话。六个人物的神情动作各不相同，真是栩栩如生。刻工的技巧也完全体现出了画家的意匠。

另一幅写的据说是桂英的诗意，那题目就是《送王魁》，“灵沼文禽皆有匹，仙园美木尽交枝。无情微物犹如此，何事风流言别离”。《焚香记》《情探》里的女主角竟自有作品流传，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我们不必浪费精力去考证那真伪。这幅画描写的是情人在分离之前依依惜别的情景。画家用浓墨重笔尽情渲染了蓊郁的林荫，枝叶交柯，仿佛有一种浓重阴凉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执手无语、双目交视的一对情人，与桥头整顿着琴囊书卷的小僮，溪中戏水的鸳鸯，互为映衬。小桥一过，就是咫尺天涯，离别的情味真是浓极了。黄裳：《榆下说书》，第141—142页。

这两节文字简洁自然，清雅秀逸，将故纸堆中凝固的插图活化为灵动的生活场景与自然景观，宛如《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的一则小品，颇得张岱遗韵。尤其是“小桥一过，就是咫尺天涯”一语，看似平淡写实的一笔，却蕴蓄着极大的张力和极深的情感底蕴，堪称自然而妙，可爱极了。

钱锺书格外推崇苏东坡行云流水般“自在活泼”的文风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71页。，一再讽刺学究谈艺不得要领，主张“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郑朝宗：《续怀旧》，见《海夫文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第83页。，对于学究之诗中那种“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嗤之以鼻钱锺书：《宋诗选注》，第25页。。黄裳的游记、书话能够活用典故，“显质为动”，赋予历史以性灵，正与钱锺书以“性灵”为宗的治学理念相通，也和他的以“自在活泼”为尚、以“骨董葛藤”为弊、以“化堆垛为烟云”为理想境界的创作观、审美价值观相通。这一点应是他激赏黄裳散文的主因。

在上引书信中，钱锺书称赞黄裳的报刊文章有“穿穴载籍”“着手成春”之妙，并戏评说，“东坡称退之所谓云锦裳也，黄裳云乎哉”。其中的“云锦裳”之说见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在此诗中，苏轼以“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形容韩愈的文章，意为其文如织女用彩云织出的锦缎，其华彩如彩云组成的花纹。钱锺书借用苏东坡的“云锦裳”之喻形容黄裳之文，自是深赏其文如“云裳天章”，述古不泥，举重若轻，正与其“化堆垛为烟云”的评价相呼应。三文化散文与文化断裂

自民国以降，喜欢黄裳文字的文史名家颇多，如叶圣陶、唐弢、吴晗、何满子等。据当代小说家叶兆言介绍说：“黄裳先生与他们家有很多来往，祖父（叶圣陶）很欣赏，一直让我们读他的文章。他文章中的书卷气息、独立的文化判断以及轻松有趣的笔调，依旧是我们难以超越的写作范本。”唐骋华：《黄裳：沉默的少数》，《生活周刊》第1435期，2012年9月11日—17日。《文汇报》创办者徐铸成认为，黄裳擅长以“活的眼光”看“死东西”，使其“另有一番生气”。黄裳：《旧戏新谈·徐序》，开明出版社，1994，第1—3页。史家吴晗回忆初读黄裳散文时的感受说，“几年前（抗战胜利后——笔者按）在昆明，从上海的《周报》上，读到黄裳先生关于美国兵的文章，生动的文笔，顿时吸引住了我”，还感叹说，“一个翻译官而写出如此情趣如此风调的文章”，不由“肃然了一下”。黄裳：《旧戏新谈·吴序》，第4—5页。研究鲁迅的专家唐弢评论说，“我读作者的散文很早，深知他爱好旧史，癖于掌故”，但他的《旧戏新谈》“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感情，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令人“百感交集”，堪称“卓绝的散文”，而“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黄裳：《旧戏新谈·唐跋》，第190—191页。著名杂文家何满子对黄裳的评价更高，他认为，黄裳是“当代中国散文领域中的第一支笔”，而且，“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散文造诣能达到黄裳的水平者也屈指可数”。他指出，黄裳的《蠹鱼篇》《四库琐话》《四库余话》等系列作品，“谈今议古，文情并茂，虽然仔细辨认，可看出是眼前读书所得，即兴拈题之作，但绝无现炒热卖饾饤成文的痕迹”何满子：《黄裳片论》，《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第87—88页。。

以上诸位名家的评论皆为知音之言，其中尤以何满子的评价与钱锺书最相契。钱锺书的“酌古斟今”黄裳：《故人书简》，第168页。据黄裳自述，钱锺书在1979年9月写给他的信函，是两人暌隔三十年后钱锺书寄给他的第一通来函，信中说：“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而酌古斟今，雅人深致，首数贤者与陈君西禾。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第167—168页）信中提到的陈西禾，民国时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是老一辈文化人、电影人，在戏剧、电影、翻译等方面有一定造诣，著有话剧剧本《沉渊》《春》，译有法国拜尔纳剧本《玛婷》，导演过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电影《家》，成果寥寥，声名寂寂，却令钱锺书难忘。“化堆垛为烟云”二评语与何满子的“谈今议古”“绝无饾饤成文的痕迹”二评语，虽然在语体上有文白之别，但在内容上并无二致。所谓“绝无饾饤成文的痕迹”，不正是“化堆垛为烟云”之意？很显然，钱、何二氏均注意到了黄裳旧学修养深厚，但又不至为古所泥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钱、何二氏均是以当代作家的作品为参照，彰显黄裳散文的卓异不凡。

钱锺书所谓“比见《人民日报》及读书杂志中大作，均隽妙迥异凡响”“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有一篇跳出之感”“虽考订之文，亦化堆垛为烟云”，均以时人的作品，尤其是以当代作家的散文作品（即“时贤小品”）为参照。钱锺书毫不留情地讽刺说，一些当代作家的抒情、写景之作，有如“握拳透爪”“戴石臼跳舞”。“握拳透爪”的本意是握拳不开、爪透手背。“戴石臼跳舞”应是指勉力而为，不能挥洒自如。如果抒情、写景都如此费劲吃力，就更不必说考订之文。反之如黄裳，连考订之文都能“化堆垛为烟云”，更不必说抒情、写景之文。

何满子的对照分析更为直接，他明确地将黄裳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蠹鱼篇》《四库琐话》《四库余话》等系列作品与当代的文化散文相对照，讽刺当代的一些文化散文不过是“先立下题目，临时去寻觅材料以炫耀渊博”。他认为，“后者的那点‘用假嗓子唱歌’（林贤治语）的捉襟见肘的文化含量，较之六七十年前黄裳作品的文化底蕴来，也已相形见绌；更不说黄裳中年以后日益炉火纯青之难以企及了”何满子：《黄裳片论》，《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第87—88页。。

文化散文这一散文类型的勃兴，以1992年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为肇因。在此之后，涌现了一大批以历史文化反思为基本取向的文化散文，形成了文化散文的创作热潮。文化散文多以历史事件与名胜古迹为题材，抒发作者的沧桑之感和对历史因果与人类文明走向的个性化感悟。除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外，较有代表性的文化散文集有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南帆的《辛亥年的枪声》、祝勇的《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国史》等。公允地说，在当代众多的文化散文中，还是颇有一些佳作的，如余秋雨的《白发苏州》《一个王朝的背影》，夏坚勇的《东林悲风》等。这些作品熔历史悲慨与感性体验于一炉，思绪凝重，气象恢宏，确有“大散文”的格局，也开拓了当代散文艺术的疆域，具有一定的文学史地位，其审美价值不应轻易否定。当然，确有部分文化散文既无灵性，也无独到史识，只是为了充实作品的文化含量而大量堆砌历史材料，貌似渊博，实则笨拙。林贤治所谓“用假嗓子唱歌”，钱锺书所谓“戴石臼跳舞”，正是对这类作品的传神评价。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作者的天赋、悟性不足等因素之外，主要是因为文化断裂所造成的后遗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虽然可算是文化散文中的上乘之作，文笔富于灵性华彩，历史感悟也颇为深邃，却因为文史知识上的差错较多而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些差错的出现，部分是由于粗心失察，部分是由于积淀不深，后者恐怕也与文化断裂有关。

所谓文化断裂，是指中国文化传统的缺位。百余年来，中国文化传统多次受到冲击。那些在古典文化空气较稀薄的环境里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的作家，深受文化断裂的影响，历史文化修养大多不高，就算后来加以弥补，成效毕竟有限，无法和黄裳之类早年就有较好古典文化修养且长期浸润古代典籍的文人相比。由于文化散文特别考验一个作家的历史文化修养，如果本身并无深厚积淀，只是如何满子所说“临时寻觅材料”，就难免会有勉强造作之弊。

钱锺书指出，“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反过来说，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章实斋所谓横通），无论记诵多么广博，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钱锺书：《谈交友》，见《钱锺书散文》，第71页。。这一观点将“大学问家”与“参考书式的多闻者”明确区分开来，揭示了真正的学问并非知识的机械积累，而是与学者的性情相陶融，被学者的心血所滋养，富于个性和有机联系，旁人无法照搬、模仿。文化散文的写作如欲达到较高境界，就要求作者具有“大学问家”的历史文化修养，不但积累丰厚，而且灵光灼灼。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一个现炒现卖的二道贩子，绝对写不出上乘的文化散文。黄裳“爱好旧史，癖于掌故”（前述唐弢语），颇具雅人深致，其记游之作，虽不以文化散文自居，却能于不经意间臻于文化散文之妙境。这就印证了钱锺书所谓“今日之性灵，是昔日学问之化而相忘，习惯以成自然者也”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第206页。。

概而言之，黄裳的部分白话散文作为新文学的典范，黄裳的部分历史游记、文史随笔（如《榆下说书》中的《陈圆圆》《杨龙友》《关于柳如是》等）作为文化散文的早期佳作，妙处在于活，在于化，述旧而能开新，论史而寓人情，既超越了新旧文化的对立，也超越了历史与现实的鸿沟，从而达到“酌古斟今”“化堆垛为烟云”的境界，的确高于包括诸多文化散文在内的众多“时贤小品”。而作为钟情明末张岱散文的新文学家，黄裳也不愧现代文体家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