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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1页）

最令人难忘的是：陪审团听到伊琳·苏尔曼本人的声音。第44号物证是娴泰和肯尼偷录的一段电话录音。在给伊琳打这通电话之前，娴泰事先在笔记本上草拟了要说的话。她冒充拉斯维加斯某赌场的业务代表，试图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

“您坐稳当了，我要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娴泰的声音。

“我坐得很稳当。”伊琳·苏尔曼说。

“您赢了一个完全免费的到拉斯维加斯的四天假期，包括往返机票、星级宾馆、免费饮食和1000美元赌资……”

“告诉我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骗局。”

“绝对不是骗局。这是我们新近推出的一项促销活动，完全靠抽签来决定赢家。我们非常希望您能光临，但您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您不能在两个月内安排这次假期，就算您自动放弃……现在请允许我再耽误您两分钟的时间问几个小问题。您开车吗？”

“不开。”

“那您的社会安全号码是……？”

“我不记得。你把资料都寄给我，如果我觉得不错，再给你社会安全号。”

000年5月4日，公诉方宣布听证结束。

被告方的听证只用了一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证人——笔迹鉴定专家马克·丹彼克斯。他的证词，总的来说，只是反驳公诉方证人、笔迹鉴定专家约翰·奥斯波恩的某些观点。马克认为，笔迹鉴定、严格地讲，并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没有确切的依据，其基本方法只是比较对照，所以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娴泰或肯尼就一定是那十几本笔记的作者。至于约翰·奥斯波恩所证明的，在转让契约和委托授权书等文件上，伊琳·苏尔曼的签名并非真迹，马克未加任何评论。

被告方律师正要起身告诉法官和陪审团听证结束，娴泰突然插言说，她要到证人席上作证。“只有我才能向陪审团证明我们的无辜和清白。”被告方请求暂时休庭，让他们与娴泰谈谈。

律师们知道娴泰准备要说什么，她已事先写好了约000字的稿子，又是一篇故事新编。说她早就与伊琳·苏尔曼相识。1997年，伊琳私下里对她说钱快花光了，想卖掉这幢公寓后躲到什么地方去隐居养老享清闲，托娴泰替她寻找买主。由于某种原因，伊琳不希望这桩买卖公开。娴泰的朋友和会计师亚伦·卢梭表示对苏尔曼大厦有兴趣，请娴泰出面帮助他调查产权等资料，并派她来纽约与伊琳秘密接洽。亚伦用朋友墨尼·盖林的名字为娴泰租下了1b房间，伊琳经常趁早晨或晚上无人之时来1b与娴泰商谈有关事宜。两位公证人在1b房间见到的确实是伊琳·苏尔曼本人。转让契约办好后，伊琳把一些东西，包括证件、钥匙等等交给了娴泰，然后携巨款隐居而去。没有人加害于她，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思坦利·帕得逊是亚伦·卢梭派来接手苏尔曼大厦的。伊琳·苏尔曼失踪后，警方破案无门便栽赃娴泰母子，所有的证据都是警方安排的，100多个证人全是假的。

被告律师与他们的委托人在一间会议室里商谈了两个多小时。娴泰固执己见，对律师们的劝告充耳不闻，坚信她那篇破绽百出的故事能够打动说服陪审团。肯尼急了，他流着眼泪恳求母亲说：“他们说的对，妈妈，如果你出庭作证我们就死定了。我们会输得很难看，我这一辈子就算彻底毁了。”这位二十几岁的毛孩子仍天真地相信，没有尸体就判不了他们的罪。但娴泰不为所动：“宝贝儿，我知道该怎么办。”

律师们只得再换一个角度。麦可·哈迪语重心长地对娴泰说：“你知道，一旦站到了证人席上，你就是孤军奋战，我们谁也帮不了你。你觉得你有把握自己对付公诉方那些交叉取证的问题吗？”

娴泰不语。

霍赛·慕尼茨插话道：“这是一场旁证审理，他们可以向你提任何问题。你想没想过，假如他们提到十年前那桩奴役案会是什么结果？别忘了，陪审团里只有三位白人，其他全是黑人和南美人。”

麦可继续说：“要不我们演习一下交叉取证试试。我们每个人问你一个问题。”

霍赛第一个提问。娴泰听了他的问题就傻了，嗫嚅半晌，然后转向其他律师说：“我该怎么回答？”

下午点0分，当被告一行回到法庭时，肯尼的脸上带着微笑。霍赛·慕尼茨起身道：“法官大人，我们的委托人请求讲几句话。”

“她决定不再作证，是吗？”冉娜·乌维勒法官问。

“我不是很清楚。”霍赛耸耸肩。

“法官大人，我只是想……我希望我有权问一个问题。”娴泰开始说。

“你可以问，但我不一定回答。”

“这是一起冤案。我请求您允许电视直播，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

“你的律师曾经提过类似的请求，但已被否决了。”

“那我请求向媒体发表讲话。”

“你得通过律师提出正式申请。”

娴泰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纠缠。法官冉娜制止她说：“谢谢你，凯梅

斯女士，你可以坐下了。”

“不！我不会坐下，我要作证。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我们是冤枉的。让我到证人席上作证！”

“你可以作证。”

“但是我害怕。害怕你，害怕这个司法系统，害怕流言蜚语，害怕媒介灌输给公众的那些谎言。”娴泰的声音越来越高。

“请你坐下！”乌维勒法官厉声道。

娴泰已变得歇斯底里。她转向挤得水泄不通的旁听席：“这是一个公正的所在吗？我们没有罪，我们是无辜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们吧！”她抽泣着，声音哽咽。一名法警过来将她按在座位上。

“凯梅斯女士，”法官冉娜·乌维勒正色道，“请你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然我将把你逐出本庭。你必须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遵守本庭的规章。所以请你听好了，如果再发生如此咆哮公堂的事件，你将会被驱逐出庭，而本案将在你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

从5月8日到1日，双方的收场白或总结性发言持续了整整一周。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在发言中重申了他的“替罪羊”理论，指责警方没有做彻底的调查，没有追查其他可能的作案人，特别是苏尔曼大厦的员工和科比基金会。科比基金会是伊琳·苏尔曼为纪念她的母亲而设立的，其宗旨是挽救和弘扬濒于绝迹的手工针线和刺绣艺术。伊琳·苏尔曼在其遗嘱中将她财产的大部分捐赠给该基金会。麦可还从被告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警方在林肯轿车、1b房间和黑色提包里收集到的物证，“无非是些日常用品”。至于枪支，麦可说，在这个国家，携带枪支的人比比皆是，但你并不能因此就指控他们是杀人犯。“我相信，你们在思坦利·帕得逊的家里会看到更多的枪支。”麦可·哈迪最后提醒陪审团成员，不可让对伊琳·苏尔曼的同情左右了本案的裁决。

迈尔·沙其则侧重于质疑某些证人的可信度。他再次提到“筑室沙上”的比喻。最后委婉地为他的委托人肯尼讲了一句话：“请对这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公平一点。毕竟在他的生活中，他很难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由于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多次提议，一定要把肯尼与自己绑在一起作为“联合被告”受审，所以迈尔在发言中不便过多地指责娴泰，从而为肯尼争取较好的结果。

公诉方的两名女将，安娜·冬妮立和康妮·佛南达，利用这最后的机会重新浏览和回顾了所有的物证和证词，告诉陪审团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从这些如山的铁证中作出自己的裁决。最后，康妮复述了一遍警方和公诉方重组的案情经过：“他们扼住她的脖子，使她窒息而死。他们包裹好尸体，塞进林肯车的后厢，然后运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扔掉。他们夺走了如同她身体一部分的私人钥匙，洗劫了她的房间，抢走了她的个人物品。当娴泰和肯尼被捕时，这些属于伊琳·苏尔曼的东西就在他们身上，而几小时之前，有人还看见伊琳活着……不要因为没有尸体就让这两个被告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正因为没人能找到被害者的尸骨，更说明了作案人的凶险狡诈诡计多端。对他们来讲，伊琳·苏尔曼不过是件东西，一个必须拔掉的眼中钉，一块必须搬掉的绊脚石。但是对她的朋友们而言，就在她失踪的前一天，7月4日晚上，伊琳·苏尔曼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5月15日，星期一，1名陪审员逐一经过被告席走进审议室，在他们的身后大门关上了。40分钟后，陪审长送出第一张给法官的条子，陪审团成员需要一张苏尔曼大厦一楼的平面图，以确定伊琳·苏尔曼的1a办公套房和肯尼租住的1b房间的相关位置。在以后的几天里，条子源源不断地送出。陪审团还索取了伪造的契约，笔记本，以及警方在苏尔曼大厦内拍摄的照片等等。在讨论窃听罪时，两名陪审员要求法庭证明娴泰和肯尼确实拥有窃听装置，而且那些窃听磁带确实存在，尽管在法庭上播放过某些段落。陪审员们承认，有的要求只是出于好奇，“一直听人说起，所以总想看看。”他们还多次要求冉娜·乌维勒法官向他们详细解释有关法律条款，或请法庭文书重念某段证词。

就肯尼到底算不算他母亲的受害者这个问题，陪审团作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这么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他有一个非常霸道的母亲。”但另一方面，尽管并非主谋，肯尼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位年轻的陪审员指出：“我和他同龄，我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毕竟不是孩子，应该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肯尼的脸上总是一副无辜的表情。但当有人切中他们的要害时，几位陪审员注意到，肯尼会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证人。“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完全有可能杀人。”一位陪审员说。

至于1998年7月5日，从上午11点6分到下午点4分，即娴泰的手机关机的那三个小时空隙，陪审团认为，娴泰和肯尼完全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杀了伊琳·苏尔曼，收拾现场，开车到新泽西州某处扔掉尸体，再返回曼哈顿。他们还认为，如果那天阿兰赛丽·列微拉碰巧在不合适的时候来到一楼，或被娴泰和肯尼撞见，她也有可能会惨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