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还真的那么巧,居然被江天佑撞上了。
江天佑在香港举目无亲,广东话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是外语,既唔识听,也唔识讲,根本就是两眼一抹黑。
好在警察在他随身携带的信件里找到了韩律师的名片,打电话去律师楼把他找来。韩律师是上海移民,之前他俩只在电话里交流过,这次总算见到真人了。
韩律师年纪在五十岁左右,是位看起来很精干的老先生。一上来就用很老派的上海话跟江天佑打招呼,乍然听见乡音,江天佑本来迷失航道的心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江天佑用上海话跟律师说明情况,律师再翻译成粤语和警察交流。总算了解了情况,说撞他的出租车突然爆胎,司机控制不住方向盘才会导致这场交通意外事故。
那司机看到躺在血泊里的江天佑吓破了胆,竟然弃车逃逸,被机场警察逮捕归案。
于是在办理遗产继承手续之前,韩律师先帮他打了一场交通事故的官司,一直到江天佑回上海之前这场官司都没打完,韩律师跟江天佑说让他做好必要时回港作证的准备。
江天佑奔着早去早回的念头去的香港,身上没带多少钱,旅馆也只定了一个礼拜的。这下可好,直接住进了医院。
大陆人在香港没有保险,小护士把账单拿过来给江天佑过目,他两眼一翻差点直接升天,不知道自己几根骨头居然这么值钱。
资本主义社会冷酷无情,付不出住院费就要扫地出门。多亏韩律师慷慨解囊帮他垫付,说等赔偿金下来之后还给他就好。
江天佑本来以为韩律师这么热心,是因为老乡帮老乡,谁知道人家说自己原本就和江天佑的母亲江幼怡认识,自家太太和她是多年的好朋友、好邻居。
漫长的住院时光,都是韩太太跑进跑出照顾江天佑,为他煲各种骨头汤。又怕他初来乍到,吃不惯广东菜,每天都做一些上海小菜送到床前。
也就是从这位韩太太的只言片语里,江天佑逐渐拼凑出了过去这二十多年里母亲在香江的生活。
“我过了百日后不久,我妈就失踪了,她跟好婆说去找我父亲。”
江天佑坐了起来,单手解开衬衫扣子。
“父亲托人带了口信,说在澳门等她。”
“澳门?为什么不直接去香港?”
贺敏敏不解。
“因为……因为我父亲的妻子在香港。”
江天佑自嘲地笑了笑,指了指自己,“我从小被人骂是‘资本家的小孩’‘黑五类’‘杂种’,骂着骂着我也习惯了。也是快到三十岁才晓得,我不但是个私生子,还是个孽种!”
难怪江幼怡选择独自生下孩子,街道里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她咬死都不透露孩子的父亲是谁。
因为孩子的父亲是有家室的。他有太太,有孩子,有社会地位。
江幼怡与他交往十多年,生生地从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被拖成了年逾三十的老姑娘,在为他生下一个孩子后,父亲总算说服了自己的妻子,肯给母亲一个“名分”。
然而新社会是不准纳妾的,更不能重婚。江幼怡想要嫁给他,只能去大陆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香港、澳门,或者台湾。
彼时社会恐慌,各种流言四起,江天佑的父亲颇有些政治嗅觉,早就先行一步处理掉财产,让妻子带着全副身家和儿子去了香港,先行安营扎寨。
他妻子手里有了钱,腰板儿也硬了起来,不准江幼怡直接到香港,让她先去澳门,等他们自家人安定下来再来处理这个“小的”。
就这样,江幼怡先是南下广州,然后去到澳门,等那个男人来接自己。
“后来呢?她等到了么?她……真的给人去做小老婆了?”
贺敏敏说不出什么心情。
这种旧社会的恩怨情仇,正房和妾室的勾心斗角,大时代下小人物颠沛流离的故事,似乎只在电视电影里看到过。
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辈人,贺敏敏只能尝试去理解其中的悲欢离合。然而一想到自己的婆婆做了人家的小老婆,心里总觉得别别扭扭的。
“没有,她没有等到他。”
江天佑摇了摇头,“她在澳门等了三个多月,‘那个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那个人’?”
贺敏敏以为他是恨自己的父亲,所以绝口不提他的名字。谁料江天佑却对他说,他压根就不知道那个男人叫什么,连他姓什么都不晓得。
母亲的遗嘱里没有提及,韩太太也说从来没有听她讲过那个男人的事情。似乎有听到过一句,好像是姓王,却也不太肯定。
“我妈一定恨死他了。把她从上海骗出来,又不去管她。一分钱也不给,一句话也不捎。”
江天佑说着,指了指自己,“虽然我也是男人,不过我还是要说,男人没几个好东西,天生就要让女人伤心的。”
贺敏敏想到了把自己伤透的郑翔,把郑小芳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贺健,再想到李莉为了江天佑要死要活的模样,不得不承认江天佑的话有几分道理。
“眼看钱要花光了,我妈实在等不下去,就动身去了香港。”
流金岁月中
“去香港也好。我之前似乎听好婆说过,说江先生一家早就去了香港。你母亲是不是先去找你外公了?”
贺敏敏说完又觉得不太对劲。
江家怎么说也是大户人家,能容忍自己家的女儿给别人做妾么?
除此之外,贺敏敏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最终“绿宝石”里只住着江幼怡主仆?江家人难道不管她了么?